每个人都知道生命总有终结的一天，这是生物学与医学的科学结论，可如何对待死亡却是一个哲学问题。
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庄子，当他老婆死了，他却敲着盆子唱歌，因为他知道人总是要死，人们不应违反自然规律，这就是有名的鼓盆而歌的故事，表达庄子了对待死亡的智者态度。
死并不是不是结束，而是生命的延续方式。
中国人讲“红白喜事”，人们都结婚是喜事，它表示新生命的延续；而其实老人寿终也是“喜事”，因为它表示生命的更新换代。人如果不结婚，人类便不能延续，那如果不死，代代相继，把地球塞满了也非好事，所以红白都是“喜事”。
而这种东方人的智慧，比起尼采、叔本华，比起存在主义者更加的高明。因为他们总是从个人的角度看待生存和死亡，所以也只能够看到人生的寂寞与死亡的痛苦。而东方人从人类的宏观视角看待生与死，已经衰朽的便高高兴兴地死去，用双手欢迎新一代的到来，死并不是不是结束，而是生命的延续方式。
恩格斯以其辩证的智慧论述了生与死的问题，把它看成是辩证的一个过程。他说:“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，即总是以萌芽状态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死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，而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如此。
但是，无论什么人一旦懂得了这一点，在他面前一切关于灵魂不死的说法便被破除了。只要借助于辩证法简单地说明生和死的本性，就足以破除自古以来的迷信，生就意味着死，而死则意味着重生。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生死观，同样是一种真正智者的态度。
真正有意义的哲学应该是悦生的哲学。人总是要死的，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，但正如法国大哲学家蒙田说的，死并不是人生的目标，而是生的结尾，是它的极限。
因此一个人应该重视生，尽量充分享用有生之年。人类之幸福在快乐的生存中，而不在快乐的死亡中。知道如何正当地享受生存之乐的人是绝对的，这才是真正的人生。
因而我们应该充分享受人生，发挥人的生的作用。
社会给予个人的东西是暂时的，人不可能把它带到另一个世界，而个人贡献给社会的东西是永恒的。每一代人将个人的贡献积累为种社会力量，为下一代所继承。人的死亡，对个人来说是个不幸，但有其积极的人类学意义个体的死亡，意味着类的延续和发展，使人类永远保持青春。
如果西方社会那种把结婚看成纯属于个人的事，没有家庭责任感，没有社会责任感的现象，是社会自身极端个人主义化的恶果。东方人对待死亡比较明智。例如，庄子鼓盆的故事，表明了中国人的生死观，中国老百姓关于红白喜事的观念就是非常明智的。
西方某些哲学家如尼采、叔本华以及存在主义，过于从个体生存的角度看待死亡，把死看成是无，因而对人生取悲观主义的看法老子说的“死而不亡者寿”，是非常积极的生死观。有的人活着时就已经死了，可有的人死了仍然活着，人民世世代代纪念他，他的成果为子孙后代所享用，他的英名为子孙后代永记不忘。
这种人虽死犹生，的确是死而不亡。一个智者追求的不应该是长生不老，而应该是死而不亡。
